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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事评论员阮次山:“民国热”是个伪命题

来源: 整理: -1时间: 2018-03-24

  湖南兄弟文化公司总编辑、前《书屋》主编周实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每一次出版热潮中,真正的精品总是只有很少几本,大部分都是粗制滥造的应景之作。结果是,最初的思想火花“很快陷进一片沼泽”,突然涌起的民国热泥沙俱下,把一些优秀的作品埋没了。书写民国的历史和轶事从第一手材料的发掘,逐渐变为互相摘抄。

  岱峻说,中国历代对待历史的态度,一向是隔代修史。比如民国的时候修清史很困难,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修民国史,也是很困难的。一段时期,我们对民国几乎是采取屏蔽的态度。幸运飞艇娱乐“比如我研究的几个方面,中央博物院、教会大学等,这些在民国时期是主流学术研究机关,但是在1949年以后,这些东西几乎都不提了。”

  “除了历史的封闭,人们喜欢谈论过去,也是民国热的必然。”学者刘宜庆说,民国距离现在比较近,往上数三代,很多人都在民国生活过,很多历史文化传统和自己的生活紧密相关。“比如陈丹青,他父亲是参加过北伐军的。比如钱理群,他的父亲钱天鹤在民国是有威望的知识分子,很多人关注民国,就是因为跟自己有关系。”

  著名作家岱峻认为,“民国热”肇始于拨乱反正以后,这有着深厚的历史原因。“胡颂平先生写过一本《胡适晚年谈话录》,书里有这么一段话。他问胡适先生,为什么台湾没有一部完整的中华民国史?胡适先生说,两岸没有统一,大陆的东西我们不能看到,既然不能看到,你说能有一部完整的中华民国史吗?”

  这段1912年至1949年的短暂民国历史,在今时今日总被冠以各种美好反复提起,有人甚至下了“民国之后无大师”之类的判断。然而,看得见莺歌燕舞,也应看得见颠沛流离。历史往往关注权贵与名人,光鲜背后,实际是一个不适合百姓生存的动荡年代。

  随着思想的进一步开放,更多被封存的史料慢慢涌出。2006年3月,蒋介石日记第一次向公众开放,第一批开放的是1918年-1931年部分。第二年4月之后,日记其他部分陆续向公众开放。

  作家黄恽为这个时代抱不平,“说实在的,人性是不变的,民国知识分子的毛病;我们这个时代也有,民国知识分子的优点,我们也有。只是当年比较容易受关注,如今湮没在人海之中,不被觉察。”

  2011年,有记者在书店查询台输入“民国”二字,显示的搜索结果有700余种——这不包括已经下架的图书,以及仍在架上但书名中没有“民国”二字的图书。

  “民国热的发端,应该从唐德刚先生在大陆发表著作开始,唐德刚是胡适先生最后的弟子,他在80年代出版的一些关于民国的著作,比较早地进入大陆市场。这对胡适、傅斯年等民国学人以及蒋介石的研究,提供了一些基础材料。”岳南说。

  人文学者智效民说,上世纪80年代引进了很多西方的思想,80年代后期到1995年前,是认识民国的早期阶段。

  著名民国研究者岳南说,在“文革”之前,提到民国时期特别是的官僚与军队,全是坏的。80年代之后,各方面的限制放开了一些,民国时代的东西猛长起来,引起大家注意,此为大背景。

  有学者认为,民国热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,后来走过三个阶段,分别为80年代到1995年前后,1995年至2000年,2000年至今。

  与此同时,智效民认为,民国热迎来了它的第三阶段。“第三阶段应该是从2000年至今。”

  岱峻说,1995年到2000年前后,出版界跟上来了,出版了大量关于民国的书籍。这段时期可称为民国热的第二个阶段。但同时,民国的史料仍然存在局限,著名学者周为筠说,傅国涌在1999年第一次提笔写与民国有关的文章时,几乎没有什么现成的资料可供参考,所有的情节典故都是从传记、回忆录等原始材料中搜集得来。

  时光回到2009年,那一年,著名民国学者刘宜庆出版新书《绝代风流》,一时间媒体蜂拥而至,铺天盖地的评论报道,让作者自己都没想到。

  有学者统计,仅2002年,有关民国的图书就出版了100多种。“民国图书的火热,带来的是盲目跟风。比如广西师大出版的民国类图书比较流行,就会有出版社跟着出。”刘宜庆说。

  史料的丰富,也把民国热推向了研究的小高潮,但是竞相出版的民国相关图书,却渐渐走偏了方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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